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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pk10的玩法与经验

2019-05-17 00:42:31

社保基金注资券商的理由并不充分

张林

随着“科创板”的快速推动,将来企业上市的手续和流程将会简化、成本和门槛将会降低,加上宏观政策层面对于直接融资的支持,中国券商的好时代似乎近在咫尺了。但是,一切收益皆有代价。按照机制设计的安排,券商作为保荐人需要“跟投”自己举荐的股票,当前市场预计的比例为股票发行量的2%至5%。“注册制”加“跟投制”,使得券商扩大资本金的需求陡然增加,于是,由社保基金注资券商的建议不胫而走,至少,券商们对此是热烈拥护的。

中国券商的发展需要一定市场之外的支持也并非全无道理。我国的资本市场建设的确是落后的:从宏观上看,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间接融资占比约为80%,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占比约仅为17%,其中股权融资更是不到4%;从微观上看,发达国家的资本体系构建中主要是以投行而非银行为支撑的,中金、中信等国内券商在资产规模、资本利用层面与高盛、摩根等大型投行相比仍然差距甚远;从政策上看,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大多是银行机构出身,对于资本市场的运用和理解仍需更加深入。

即便抛开券商本身的利益诉求,借着“科创板”的东风做大做强投资银行,对于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结构会有所助益,也有助于资本市场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但是,帮助券商扩大和补充净资本、鼓励券商做大做强,和社保基金的注资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相关性。

2015年6月,我国的股票市场大跌,股民在10个交易日内人均亏去5万元,股指在两个月内几乎拦腰斩断,2015年8月,法规正式允许不超过30%的养老保险基金正式注入股票市场。想象一下,如果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相反,公众不但会对养老钱的安全性失去信任,也一定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怀疑以至愤怒,对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和使用应当秉持更多的敬畏和谨慎。

注资扶持本身只能帮助券商做大规模,却和“做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券商的业务上来说,投行业务只是券商的主营业务之一,许多券商的自营业务占比已经超过了20%,甚至超过了50%,而且比重正在快速上升,而券商的自营业务中又包括各种非标融资形式的放款,这部分金融活动其实和银行机构的间接融资是同质的。无论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注资,还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注资,券商自营业务的扩大似乎比投行业务的扩大更有优势,注资能够流入到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领域的充分度是要考虑折扣的。

而考虑到券商的投行业务,其本职是要将优秀的公司挑选出来,使得上市公司和投资人形成“一致利益人”。但是长期以来,券商的经纪业务和投行业务只是获取雁过拔毛的居间费用,并没有和企业上市后续的表现及风险挂钩。“跟投机制”是以共担风险和收益的形式落实券商的保荐人责任,说到底也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没有投资保护的市场里必然缺乏长期资本的存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也就失之根本了。

中国股市规模较小,和投资人利益保护机制的缺失是有关的,比如股票退市比例偏低,使得股票市场盛行买壳卖壳,“注册制”本身就要预防“空壳堰塞湖”的产生,这同时也给普通投资人带来了虚幻的资产幻觉;再比如资本市场的基本作用仍然是为企业融资,而并非为投资人带来资本收益,投资人靠交易股票而非持有股票获益,这就鼓励了市场投机。上述罗列的因素决定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基本环境,但并非是仅靠做大做强券商就能做到的事情。

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所牵扯的内容要远远超过券商本身的运作范围,只有健康的资本市场才能孕育出伟大的投行,而不是仅靠体量足够大的投行就能带来强大的资本市场。健康的资本市场,除了需要有投资人保护机制之外,还涉及到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环境,比如营商环境的改善、产权保护的力度提高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和连续。

总之,注资和支持本身并不一定能带来强大的券商,规模巨大的券商本身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改善资本市场建设。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里的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将其注资给券商存在天然的障碍。

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准备的储备基金,社会保险基金是各地的养老、医疗等公共保险基金。从性质上看,这些资金都是在人口的世代更替中进行周转的长期资金,也具有保值增值的需求,是优质的资本。从各国操作的实践来看,一些公共基金的管理方也的确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但是,并没有哪个国家有将公共保障资金简单注入券商、交给投行管理的先例。公共保障资金的收支过程是社会化的收入再分配过程,通过将收入在不同的人群之间转移,实现对公众的生老病死进行基本的安全覆盖,社保资金在运作过程中的安全性是首要的,而收益性是其次的,因此社保资金的安全运作也和政府信用绑定在一起,一般由政府设立的基金管理部门负责资金的运作,即便有时也会将部分资金委托给商业性的基金进行运作。

以美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为例,其资金来源分为基础性的公共养老保险金缴纳、企业为职工购买的职业年金、个人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其中投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主要是职业年金部分,而基础的、普遍性的公共养老基金部分则用来现付养老金,是不允许用作投资的。

随着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社会保障支出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社会保险资金在管理和使用方面还有资本运作之外的效率提升空间,比如公共社会保险资金还有下调的压力以降低企业成本,养老金替代率在当前支付机制下尚有一定提高的空间等,通过资本运作去提高收益反而并非是那么迫切的事情。

2015年之后,有一些地区将结余的公共养老保险资金委托全国社保基金进行投资运作,这些投资的运作状况当前仍在市场检验期间,获得公众的认可也需要更久的时间,如果此时将社保基金注入券商,实际上是将政府信用和券商的运作绑定在了一起,而这意味着当资本市场出现波动时,政府可能会为了维持公共社保基金的安全而进一步干预股票或者债券市场的运行,这和资本市场的改革背道而驰。

表面上来看,这样的绑定似乎有利于券商本身的资本补充和资本安全,但实际上是在自毁武功,券商做大做强的能力是要在市场博弈过程中去练就和获取的,如果总是期望着依靠政策的介入去求得收益和安全,券商是否还有足够动力去深挖拟上市的企业的质量,是否还有足够动力去控制股票发行跟投的风险?

作者为中国奥地利经济学50人论坛研究助理

稿源:如何制作pk10机器人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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